稳固战略性矿产的“压舱石”

长期以来，我国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带动了庞大的金属矿产消费量。金属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特别是大宗矿产（铜、铝），新能源矿产（镍、钴、锂）以及贵金属（银、铂族金属)等，对外依存度均超过40%。与此同时，金属矿进口来源也相对集中。尤其当下，全球范围内向清洁能源转型引发了大量战略性矿产需求。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是否会进一步攀升？全球范围对优势战略性矿产控制权的竞争持续加剧将对金属矿产品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针对可能激增的市场需求，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迫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左更。

《中国矿业报》：自然资源部提出，将突出紧缺和大宗战略性矿产，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以提升国内能源资源保障能力。从目前看，金属矿产的对外依存度面临怎样的形势？

左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球金属矿产品消费高增长。目前，我国金属矿产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40%以上的份额，其中，铁矿石消费占比达到62%，铜精矿消费占比约59%。巨大的消费量使得我国金属矿产品进口数量与日俱增、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进口价格节节攀升。截至2021年底，我国主要战略性金属矿产的对外依存度均接近或超过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类矿产。其中，镍、钽、铌、铪等金属的对外依存度超过90%，铬、钴的对外依存度甚至接近100%。

《中国矿业报》：未来，全球范围内的“双碳”行动进一步助推对金属和矿物，尤其是战略性矿产的需求量。有分析认为，未来对金属矿产的需求仍将保持高位。对此，您怎么看？

左更：2022年12月公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将“扩大内需”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虽然目前我国粗钢和绝大多数有色金属的消费量均超过或接近全球总量的半数，但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容量不可估量。我国经济发展对主要金属矿产资源的需求或将继续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即便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进入消费峰值区间，也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绝对高的消费数量。比如：为实现我国经济“稳增长”目标，我国粗钢产量和表观消费量或继续维持10亿吨和9.5亿吨左右的水平，带动铁矿石、锰矿石、铬矿石等原料持续维持13亿吨、3600万吨、1400万吨的绝对需求高位。有色金属方面，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对铜、铝、铅、锌、镍等主要有色基本金属的消费也将继续维持1400万吨、4000万吨、650万吨、700万吨和170万吨的较高水平。

《中国矿业报》：标普全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各国都在积极支持绿色转型所需的金属和矿物开发，为能源资源开发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激励措施，以确保必要的供应。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对优势战略性矿产的控制权的竞争将持续加剧，这将对金属矿产品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左更：大国竞争的基础是资源的竞争。2016年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甚至不惜发动全面贸易战，对我国经济发展实施强力遏制。2022年，美国执行美元加息政策“撇脂”全球经济。未来全球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或因社会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及持续的局部极端地缘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保障本国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安全供给，不断更新其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名录并针对性地对列入名录的矿产品种采取特殊政策加以保护。

而且，对于资源输出国而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越来越多的资源输出国将自然资源的开发采取收归国有等限制性措施以期长期获得经济发展利益。以阿根廷为代表的“锂OPEC”、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镍OPEC”的呼之欲出以及以南非、几内亚、刚果（金）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对资源强制参股的措施，均表明未来资源获取的手段、方式、方法都有可能发生改变，必须提前予以深入研究和考虑。综合看，未来各国在战略性矿产资源获取与控制方面的竞争或将越来越激烈。

近年来，全球金属矿业方面的种种迹象越来越清晰地提示我国，必须将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加以重视和考量，必须要在海外资源获取与实际控制、国内资源勘探与开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下功夫、下力气。

《中国矿业报》：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国家政策为新一轮找矿工作指明了方向。您认为目前国内的找矿勘探处于怎样的形势之中？面临哪些问题待解？

左更：加大国内找矿和资源勘探力度是提升国内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是有效提高我国矿产资源产业链韧性的关键手段。要充分释放勘探开发潜能，就必须从勘探投入、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提高技术能力等多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入手，增强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的掌控能力和主动权。

目前，我国找矿勘探工作进一步推进面临一系列难题。一是勘查投资积极性亟待提高，整体趋势逐年下降。根据自然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2013-2020年，我国非油气矿产勘查投资持续下降，2020年投资额为161.61亿元，仅相当于2012年高峰期的30%左右。在资源勘查投资不断减少的同时，我国对非油气矿产勘查、基础地质调查的投资额大幅减少且水文地质、地质灾害调查、地质科技与资料服务等工作占比越来越大，这意味着真正用于找矿等传统勘查工作的占比愈发呈现减少态势。由于勘查找矿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地勘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后备找矿力量不足。地质勘查投资的大幅下降直接导致社会资本对勘查投资领域投资的大幅缩水，最终反过来从社会融资层面再度影响行业投资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造成我国矿产资源接替堪忧，绝大多数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品的稳定供应面临极大风险挑战。二是找矿理论及相关技术水平亟待突破。随着国内相对优质矿产资源被持续开采利用，埋藏浅、易找的矿产资源已经越来越少，边深部乃至超深部勘探，偏远及环境恶劣、高海拔地区勘探成为重点，对勘探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之前大规模选矿形成的近万座尾矿库，数量大、情况复杂、环境危害风险系数高，对尾矿库综合利用技术的要求愈发增加。因此，我国在卫星遥感、地面和岩心红外光谱、航空地球物理、大数据地质信息挖掘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水平亟需更大突破。三是共生、伴生多金属矿资源对现存经济价值评价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相对优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殆尽，单一品种资源矿床越来越少，未来更多出现的是多金属共生或伴生、单一资源品位偏低、矿体形态复杂的资源。这对我国目前普遍采用单矿种品位指标圈矿提出较大挑战。这就对尽快建立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的评价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是现行矿权申请、转让方面的权益金缴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矿产资源企业勘探的积极性形成制约，影响了矿业企业特别是民营矿业企业的勘查积极性。

《中国矿业报》：目前，全球各国在矿业勘查开发中，ESG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更加注意探矿和采矿行为对当地环境生态的影响。2023年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指出，加强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您认为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如何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完善？

左更：的确，我国矿业勘探开发ESG水平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国际步伐。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严格执法来保障，特别是从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进行源头管控，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资源安全高效开发与生态环境良性运行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红线内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间缺少有力平衡，我国矿业勘探开发ESG水平还需要大幅提高。

《中国矿业报》：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您有哪些建议和思考？

左更：为有效提高我国金属矿产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价值，必须多角度、全方位施策，释放勘探开发潜能。要发起国家矿产资源勘探基金，鼓励激发企业积极性，持续加强资源勘探投入。面对严峻的矿产资源保供形势，我国资源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现有的勘查投资规模远远不够。要以组建国家资源开发基金等形式，继续加强国家财政对国内勘查工作的支撑和帮扶力度，努力提高资源勘查力度和广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带动社会资金重新返回资源勘查领域，不断提高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和保障潜力。要大力提高我国矿产资源找矿理论和技术水平。瞄准我国找矿勘查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设立国家重大专项课题，大力推进“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构建并完善我国成矿新理论，拓展找矿新领域，不断充实和提高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深部找矿理论和技术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作出新贡献。要建立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综合品位指标论证体系并全力贯彻执行。在对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中，必须综合考虑矿山矿体完整性、采矿回采率、贫化率、选矿回收率等技术经济参数，客观评价矿产资源未来开发的实际经济价值，将区内各种共生、伴生矿产按一定原则折算成主矿产的当量品位，确定最合理的综合品位指标并着力全力贯彻执行，从而更加高效开发利用我国矿产资源，不断提高安全供应保障能力。要充分、妥善协调构建我国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与生态环保的关系。2022年，ESG风险首次超越价格，成为金属矿业行业的首位风险，ESG正在全球范围内对金属矿业竞争格局形成颠覆式冲击。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资源勘探与生态环保间的有机有效的勾稽关系，在进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既要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对森林、草地、荒地、河湖、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又要统筹考虑后续资源的安全保障，预留一定地理空间，避免资源勘查开发在某些区域、某个时点陷入停滞或矛盾状态。在不触碰环保红线、不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的前提下，着力推进某些特定区域内的相对资源的高效勘探开发，充分释放资源潜能，实现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要尽快完善矿权法及相关措施，鼓励促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减少减轻企业在国内矿产资源勘探中的各项负担和经营成本投入，提高资源企业勘探开发积极性。鼓励国内紧缺的战略性矿产新设矿业权投放，增强矿产资源储备潜力和接替能力。同时，对特定矿种资源进行统筹谋划，鼓励集约型的勘探开发模式，避免“碎片化”资源勘探方式，不断增强我国国内金属矿产资源的压舱石作用和对国家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保障的支撑能力。

来源：中国矿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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